他曾是中國太平前身之一民安保險公司的創始人之一,并同時擔任民安保險在內的3家保險公司總經理;他與沈鈞儒、鄒韜奮、李公樸等愛國“七君子”交往甚密,為中華民族的抗日救亡奔波。38歲時,積勞成疾的他與世長辭,留下的遺囑卻是將股份紅利捐獻給陶行知所創辦的育才學校。
他就是楊經才。
助力民族保險之崛起
楊經才,字英才,1906年出生于寧波職員家庭,12歲赴上海學徒,踏上保險職業之路。雖出身寒微,但“窮且益堅,不墜青云之志”,20多歲即擢升美商美興保險行經理。1935年脫離美商關系,員工及業務并入天一保險公司,回歸民族保險懷抱。
楊經才胸懷大志,憑借豐富的實務經驗和深厚理論功底,拓展業務,創新險種,助力民族保險之崛起。他對外商濫跌保價、濫放回傭的伎倆十分明了,他期望打破外商壟斷,力倡向華商投保,實業救國,以行業自覺表達利益訴求以及家國情懷。他參與王效文、魏文翰等商事法學家發起的修訂保險法規大討論,協助將外文條款譯成中文,引為同業規范格式。
共襄國難的責任擔當
“九·一八”事變后,楊經才成為上海民主救國事業著名領袖,為把抗日救亡推向全國作出了貢獻。他以“鑒于亡國之前車,愿為先驅,共赴國難,殲此暴敵,以雪國恥”為宗旨,發起創建“上海洋行華員抗日救國會”,任創會理事長,會員最多時達1900多人。
1936年11月,上海7家日商紗廠工人大罷工,救國會迅即組織后援會,楊經才印發募捐簿組織各團體將捐款換成米票,發給工人以維持家計;并以“無國哪有家”“亡國更無家”說服妻子俞秀蘭,將私蓄存折和陪嫁壓箱的800銀元拿出來,購入米票分發給工人,勉勵大家堅持到底。南京政府逮捕沈鈞儒、鄒韜奮、李公樸、沙千里、史良等7名救國會領導人,釀成“七君子事件”。楊經才不顧個人安危,奔波最力。當局威逼利誘,楊經才拒絕妥協,組織辯護律師團,通過《大公報》及記者向國人申訴“七君子”無罪。“七七事變”第3天,楊經才與胡詠騏、謝壽天等上海保險界人士籌劃發起“保險界戰時服務團”,報名者多達300人,響應“保衛大上海”運動,救護傷兵、救濟難民。
扎根大后方開拓保險市場
上海淪陷后,楊經才被日特緝捕,從陽臺經鄰居家逃脫,經由武漢撤至重慶。丁雪農知悉后說“保險界的有數人才,不能任他外流”,囑咐有關人員請楊經才來太平保險,聘任他為重慶分公司副經理。
1942年3月8日,楊經才發起創建中興保險公司并任總經理,經營財險。后來,中興與民安、永興、亞興、永大等中小保險公司,自愿聯創“華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”,共推楊經才任總經理,祈以再保險解決超過自留限額的出路。
紅色保險的典范
最值得濃墨重彩的是,楊經才任廣大華行董事長時創建了民安保險公司。
1941年,廣大華行由滬遷渝,為克服啟動資本嚴重匱乏,借助楊經才的人脈拉來105萬元股款,解決了資金瓶頸。改組后推楊經才為董事長,盧緒章為總經理。
為提升廣大華行的融資能力及地位,決意創建保險公司,并取名“民安”,是因“該公司之職責應側重于人民物資之安全保障”。1943年6月民安成立,盧作孚任董事長,楊經才為總經理。
楊經才身兼3家保險公司總經理重任,不敢稍有懈怠,夙夜在公,忘我工作,同儕輔助,使得保險業務蓬勃發展,為保障大后方經濟發展、人民生活作出了貢獻。但超負荷付出拖垮了他的身體,罹患高血壓,兩次中風,健康狀況堪憂。
斯人已逝風范長存
1944年12月1日,楊經才不幸猝逝,年僅38歲。救國會領導及保險界同仁無不悲慟,商定公祭,在重慶《大公報》上刊登啟事。追悼會主祭人為沈鈞儒。“公祭啟事”云:“今日我國保險業之能粗具規模,多出先生之力”。不請自來送別的業內外人士無不扼腕潸然,獻花致敬,備極哀榮。
楊經才一身正氣,兩袖清風。臨終猶不忘難童教育,家人遵從遺囑,委托沙千里襄助,將從廣大華行退出的全部股金紅利,捐贈陶行知育才學校。
足以告慰的是,時至今日,當年篳路藍縷、櫛風沐雨的民安保險與太平保險,經過數十年的變遷、發展、整合,成就了今天馳譽中外的民族保險品牌——中國太平,正煥發著耀眼光芒。
(轉載自《中國保險報》2019年7月9日)